澳门新蒲京:推动信用体系立法需注意四个问题,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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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责任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信用责任泛指失信者承担的所有法律责任类型,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狭义的信用责任,指法律主体因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而承担的人格信用减损的不利法律后果。若无特指,本文中的信用责任为狭义概念。确立信用责任有助于推进我国法律责任体系科学化,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履约践诺的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形成,无论是商业经营,还是社会生活抑或科研生产,欺诈、虚报、冒领、不端等现象均屡禁不止。为了克服上述难题,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方案和措施,建立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但从目前实践来看,由于中央层面缺少信用体系建设的统一立法,各地信用体系建设缺乏标准,这可以说是信用体系建设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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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指出:“探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信用体系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社会风气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尚存在一些障碍。

除了以守为攻的纠偏策略,法律应允许守信者采取以攻为守的维权策略,主动对导致自己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当事人提起诉讼。从立法论角度看,建议《信用基本法》增设独立的失信诉讼程序。从解释论角度看,在建立独立的失信诉讼程序之前,可将失信制裁争议分别纳入既有的三大诉讼程序轨道。

最后,信用体系建设难以形成合力。企业、组织、公民的信用信息分散在法院、公安、工商、食药、民政、国土、银行、网信等部门和单位中,有的信用信息甚至在微信、淘宝、滴滴、ofo、摩拜、芝麻信用、京东等商业机构中。从当前实践来看,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合力。就政府而言,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互不相通,信息滞后现象屡有发生,不同平台之间的信用信息存在不一致、不准确的现象。从社会企业方面来说,企业所掌握的各类信息,无论是平台上储存的信息,还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得出的信息,均未向政府备案。当下发生的多起滴滴司机侵犯乘客的事件及其他事件,均说明企业向政府报备数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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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体系;立法;政府治理

2019年12月20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信用责任 失信惩戒
可诉性 [ 导语 ]
近年,“失信黑名单”“限高令”等失信惩戒措施被越来越多地适用。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责任有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在《信用责任: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一文中,认为我国应将信用责任纳入法律责任体系,使其作为与传统三大责任比肩而立的第四类新型独立法律责任,并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一、信用责任的特征及类型

其次,联合惩戒缺少法律依据。当前,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都在对失信人实施惩戒措施,其中,法院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措施最为有效,失信被执行人不仅在出行、住宿、工作、信贷等方面会受到限制和影响,而且还可能波及家庭成员的生活,如影响子女的正常上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上述举措虽然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了强大威慑,但若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其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通过媒体曝光等符合《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但对失信被执行人考公务员、入党、入伍、当人大代表、当高管、子女入学等采取诸多限制则缺少法律依据。《立法法》第82条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显然,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措施很多都减损了权利,增加了义务。而对于失信者的惩戒依据并不是法律,而是来自于规范性文件,来自于司法解释。

第五,激活信用责任,使其成为监管者推行“放管服”三项改革措施的一条红线。“放管服”改革,目前简政放权成效最明显,但“管”和“服”方面还存在真空地带、形式主义等问题。相关地方和部门要破除“一放了之”的观念,加大力度,补上事中事后监管的短板。简政放权催生的新设企业已然不少,倘若没有失信惩戒机制,就容易导致释放市场活力的措施跑偏。

首先,联合褒奖缺少统一标准。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通过荣誉“红利”、审批“红利”、便利“红利”、监管“红利”、交易“红利”、推介“红利”六大信用“红利”让守信者获利,并以此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但在实际操作中,判定守信者的标准、程序、依据并不统一,确定守信者可获福利的方式也不明确。大多数地方政府只是停留在荣誉红利上,如在政府信用网站上表彰公示守信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等。对于其他红利,如守法诚信者如何享受审批红利、监管红利以及交易红利,除了浙江、河北、湖北、上海等地在《意见》的基础上略有扩展外,其他地方政府均未有所突破,也很难有所突破。

本文选编自刘俊海:《信用责任: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信用体系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社会风气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尚存在一些障碍。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有益于营造诚信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政府监管效率。

四、完善信用责任体系的立法建议

田禾,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治蓝皮书主编。

第四,建议扩大失信企业的惩戒对象。很多规范性文件将失信企业背后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也纳入失信制裁范围,值得肯定。但紧紧盯住法定代表人还不够,建议扩大失信制裁对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隐名控制股东。

一、信用体系建设的障碍

信用责任既具有法律责任共性,也有鲜明个性。表1梳理了信用责任的特性,其中,信用责任的核心特征在于减损失信者的人格信用。

二、失信制裁的可诉性

信用修复制度有助于失信者改恶向善。贬损失信者人格信用的初心不是将失信者逼向绝境,而是督促失信者择善而从。失信者要顺利回归市场、融入社会主流,必须积极修复信用瑕疵,主动改善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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