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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周俊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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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甲午战争一贯被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也称之为“中日战争”,日本则一直称为‘日清战争”),因而,两国学界对于日本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其对华政策乃至于大陆政策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定性的。1994——
1995年间,在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学界均出现了把这场战争与东亚世界或远东国际关系相关联而进行研究的呼声,并产生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但此后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笔者进而认为,除此之外,时至今日的110年间,仍有必要从近代日本整个对外政策主要是亚太政策这个以往被忽略、却具有现实意义的角度,结合其政策的演变过程,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

  

所谓亚太地区,就是战前日本以国策定位的“大东亚”地区。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几乎就是其对外政策的全部;它在时间上延续了近百年,表现形式就是大陆政策和南进政策;由于历史、现实和地缘上的原因,中国始终是日本亚太政策的核心部分。明治时代是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奠基阶段,而甲午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周俊,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原文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一、 甲午战前的日本亚太政策

  

19世纪中期的幕末时代,当第一个“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美国人培里,率领舰队在横滨叩关之后,日本即与中华帝国一样,被纳入西方列强的亚太政策范围之内。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半殖民地地位的奠定,日本如何免遭中华帝国的厄运,迈向近代国家,成为“尊王攘夷”的幕末思想家们的共同课题。而在“攘夷”思想中产生的“海外雄飞论”,是幕末改革派先驱对外思想上的代表性主张,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日本南进思想始于19世纪末的民间,20世纪30年代转为政府主导并趋于兴盛[①]。二战前所谓的南进思想一般指着眼开发、殖民、占领南洋上诸多岛屿的扩张性理念,广义的范畴指现今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诸岛。

佐藤信渊( 1769——
1850年)受同时代盛行的日本国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著述中,不但勾画了以日本为中心称霸世界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23年写成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他认为,作为“皇国”的日本,是“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故应以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关于“混同宇内”的方案,他提出要首先吞并中国,“支那既入版图,他如西域、遏罗、印度诸国必渐慕畏威,稽颡葡甸求隶臣仆”;并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攻取支那国之方略”,提出要首先征服满洲,然后再图朝鲜、中国。可见,这是一个征服满洲,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秘策”。根据一位中国专家最近的研究,佐藤的这个“秘策”,对于一百年之后的“田中奏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后者提出的日本征服满蒙一中国一世界的侵略方针,在思路和措辞上,几乎是前者的仿写本或转抄件。

  

佐藤信渊在世时,其思想影响还不太大。但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发现了并特别重视其上述主张。这是因为:在佐藤信渊的思想体系中,“包括了维新以来,大正、昭和与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适应时代要求而可以提取的种种侧面”,而其对外扩张、一统宇内的主张,更是被作为日本“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先驱而受到赞赏”。

  
概观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史,便可发现其主要矛盾基本聚焦于北方。更准确地的说,矛盾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日本近代史中数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等都是围绕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矛盾展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忽视了南洋的存在。1874年台湾出兵、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马关条约》割占台湾等行为都显示了日本对南方海洋的早期注意。实际上,概观一战时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日战争时期攻占海南岛,进驻法属越南,南下英属马来、荷属印尼、澳大利亚的历史轨迹,便可以勾勒二战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框架,战争的方向最终发展至美日太平洋战争。此意义上而言,日本近代史上的对外矛盾有一个由北至南的大转变,因此,可以说南进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佐藤信渊之后,吉田松阴(1830——
1859年)则以言传身教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他主张日本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并且又在佐藤的主张上更进一步,主张日本要“乘隙收满洲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从而实现丰臣秀吉未果的“宿志”。

  

吉田松阴在宣传其主张的同时,还创办了“松下村塾”,培养弟子。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上述思想,自然也就较佐藤信渊,在明治初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从历史的构造变化出发,或是从已知的历史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日本南进之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日本的扩张野心。二,东亚、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但是,在此基础上,仍然有必要更为微观地、深入地观察当时国际政治的复杂动态,实证性地、批判地考察日本南进思想的具体演变进程。这既符合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又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实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日本民间社会的南进思想是起源于何种历史脉络之下、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做一考察。

幕末时期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海外雄飞论”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攘夷”的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

  

明治维新开始以后,1868年2月8日,新政府在向法、英、美等国公使递交日本第一份外交文书的同时,也发布了第一份外交公告,一方面宣称“断然同意缔结和亲条约之事”,同时又表示要“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
3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的《对外和亲谕告》,以及21日的《亲征诏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4月6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向内外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又向国内发表了“安抚亿兆、宣布国威”的《宸翰》,再次宣称“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一、近代日本南进思想的第一种历史脉络

上述表明,明治政权建立伊始所宣布的对外方针就是,要在对欧美列强“开国和亲”的同时,继承“列祖伟业”,对外扩张,以“使圣德光耀万国,置天下于富岳之安”。

  

根据上述方针,明治初期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方面“脱亚入欧”,达到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平起平坐的目的;一方面又加入列强在亚太地区的角逐,对近邻国家实施扩张侵略,以共同打破“华夷秩序”,确立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围绕朝鲜和琉球问题,日本的亚太政策初露锋芒。

  
理解近代日本的南进思想,首先要把握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比于福泽谕吉代表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而言,南进思想只是近代日本思潮中的旁系。福泽强调“脱亚”——实为脱离中华秩序,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待东亚。相反,冈仓强调“兴亚”,呼吁建立日本主导下的亚洲一体性以对抗欧美列强。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时的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是北进亚洲大陆,或是南进海洋,均需首先解决朝鲜、琉球问题。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天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并于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换了批准书。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时,日本国内“征韩论”盛行,并于1873年达到高潮。主持日本政府的西乡隆盛,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陈述了首先以战争征服朝鲜、进而“踏上六倍于欧洲的亚洲大陆’,的主张。虽然不久由于以大久保利通等为首的“内治派”的反对,西乡隆盛等“征韩派”离开了政府,但日本并未放松征韩的步伐。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修好条规》,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东亚“华夷秩序”。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向朝鲜的驻兵权,并第一次向亚洲大陆扩张军事力量。“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又与中国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获得了将来出兵朝鲜的依据。

  
“脱亚”与“兴亚”这两种思想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相互对立、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动态。那么,我们需考虑的是,南进思想的起源与演变与这两种思想是何种关系?

在“征韩论”盛行之时,日本的“征台论”也兴盛起来,并且是与吞并琉球的战略相关联的。在“征韩论”暂时受到压制后,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拟定了一份《台湾蕃地处分要略》,决定“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征伐“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的台湾,并且要派使至北京交涉,将“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按照上述方针,日本一面派兵入侵台湾岛,一面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政府支付50万两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并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第一次针对中国的用兵,它不但践踏了中日“修好”条规,更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1875年,日本决定废止琉球向中国的朝贡关系;1879年又决定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的覆亡,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上撕开了一角,“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

  

如同指向朝鲜、北进亚洲大陆的企图一样,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台湾,也暴露了它南进的野心。据日本专家矢野畅教授的研究,日本在江户时代即出现了“经营南方”的主张,到了明治二十年代(1878——
1888年),近代意义上的“南进论”便集中爆发出来。

  
1903年,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中开卷明义地提出“亚洲是为一体”,“如果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亚洲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单一体系也就是必然的事实”。冈仓强调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期待,因为百数十年以来直至今日,亚洲的一体化仍然处在缓慢的进程之中[1]。但是,当时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确有在南洋活动的迹象。例如,1893年,泰国在法国炮舰外交的胁迫下,割让了湄公河以东地区并赔款。对此事义愤填膺的宫崎滔天、岩本千纲、石桥禹三郎等人立刻进入泰国,试图通过日本移民帮助泰国锄强扶弱[②]。可这类案列并不多见,难以说明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具有足够的相关性。

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和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己经比较明朗。而实施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必然指向中国。1887年小川又次(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提出的《征讨清国方略》指出“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这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是”,进行了最好的表述。

  

19世纪80年代,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和国权主义取代民权主义以及“亚洲主义”的出现,均是上述政策在日本思想界的反映。

  
当时南洋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与东北亚国家差别甚大。南洋既有盘根错节的欧美势力,又不属于传统的儒教汉字文化圈,在宗教与人种上也与东北亚国家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所谓“同文同种”的概念无法适用于南洋。此外,在日本早期的认识中,并不存在“东南亚”的概念,南洋的岛屿(例如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瓜哇岛、菲律宾)被认为是属于大洋洲的范畴,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则属于亚洲[③]。因此,亚洲主义的理论显然难以通用于整个南洋地区。事实上,亚洲主义者在南洋的行动也是浅尝辄止[④]。尽管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之间关系薄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事实上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的网络。

1889年12月,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年3月,山县有朋提出了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即《外交政略论》,以统一内阁成员的思想。在这个意见书里,山县首相提出了“利益线”的主张,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等。山县首相的观点,获得了青木周藏外相的同意。他认为修改条约与入侵大陆是表里一体的事业,并在1890年5月的一份题为《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中,又提出要把朝鲜、满洲,以及勒拿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并入日本。

  

12月6日,山县首相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首次发表了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己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山县有朋在这里复述了他在《外交政略论》中的意见,表明其主张己成为日本政府的国策。1891年2月16日,山县首相又在国会发表了关于日本国策的演说,称:“日本帝国之国是,自维新以来,己断然确立,不曾有变”。山县内阁再次确立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

  
19世纪后半期,南洋地区基本上已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此时,日本首批集体性进入南洋的群体是各类娼妇,俗称“唐行小姐”[⑤],以及小商贩、农民、苦力、渔民等日本社会中苦于生计的底层人士。正如当时的日本民谣《流浪之旅》的歌词描写的那样——“不断地流浪,落脚之处,北方的西伯利亚,南方的瓜哇”[2],这些早期进入南洋的日本人并非受日本政府的政策驱使,而是为了谋求生计的偷渡行为[⑥]。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偷渡南洋的日本底层人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中人地不均的矛盾。

联系山县有朋的上述“利益线”主张,他在国会发表的这些演说,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890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己基本形成了。

  

二、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亚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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