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7376.com】哪个人来种地,中中原人民共和国农业进步3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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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事半功倍。处理不好,甚至会延缓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黄宗智 (进入专栏)
 

虽然城镇化在大规模推进,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不到9%的耕地、19%的人口、22%的粮食。以如此条件支撑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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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放的放,义无反顾”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中国的“旧农业”——谷物生产——今天主要运作于一个行政模式之下,而“新农业”——高值蔬菜、水果、肉-禽-鱼和蛋奶——则主要运作于一个放任的市场模式之下。在国际市场竞争和粮食价格相对低廉的压力下,前者起到保护中国谷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作用,但也显示倾向过度依赖指令性手段和无视农民意愿的弱点。后者则成功地凭借市场收益激发了小农的创新性,但经常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以及商业资本的榨取。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专业合作社”,则主要试图模仿美国的纯经济性合作社模式,无视中国村庄,不符合中国实际。本文提倡,中国应该模仿“东亚”模式的半政府性综合农协,扎根于村庄社区,由此往上延伸到乡(镇)、县(市)、省、中央各级政府。它们主要为小农提供“纵向一体化”的产品加工和销售服务、技术咨询与服务、信贷服务、组织农资供销、组织社区活动,并参与国家政治来维护小农利益,一如日-韩-台历史经验中,其人均国内总产值以及工农业所占相对比例大致相当于如今中国的那段时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实现“九连增”。

   【关键词】旧农业 新农业 日-韩-台综合农协 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回顾世界粮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产粮国(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阿根廷),除中国外,只有美国在1975~1979年、印度在1966~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总计8025万吨,进口额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以2012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约5.9亿吨来计算,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14%。

  
中共中央连续十三年(2004年至2016年)的“一号文件”都以发展农业为其主题。它们详细,具体地讨论了农业,但它们没有区分旧的“大田”农业(主要是谷物种植,也包括棉花和油菜籽)以及新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高附加值农业,诸如(高档)蔬菜和水果、肉-禽-鱼和蛋奶。这两种农业其实是在十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原则下运行的,一个主要是行政管理的模式,另一个则主要是放任的市场主义模式。清楚地区别两者的异同和利弊会使我们对它们有更清楚的理解。

其中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进口量大幅上升,净进口1296.7万吨,增长3.1倍。但是从进口总量来看,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的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不足2%。从需求来看,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业和饲料用粮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这些“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另一个模式是专业合作社,那是个模仿美国的模式,意图围绕某些专业产品而组织纯经济性的合作社。但合作社如今的发展其实不尽如人意,甚或令人感到沮丧。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以及国家在实践中偏重的要么是行政要么是放任两大模式,现有专业合作社所起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

4月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农业圆桌会议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本文分析了此三大模式的利弊及其成因。文章提出,如今需要的是结合三种模式各自的优点:放任的市场来继续激发农民的创新性,国家来领导和设置更合适的制度环境,以及扎根于社区的综合性农协来为小农提供加工和销售的“纵向一体化”服务,并确保农民权益。

不过,如果算上大豆,我国粮食自给率低于9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帆解释说,这种大豆主导型的粮食进口格局意味着,中国在稻谷、小麦、玉米等三种主要粮食产品上的自给率是高的。

  

2012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又增加了2103万城镇常住人口。

一、高度行政化的旧农业

陈锡文也表示,2012年是我国历史上粮食进口最多的一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且坦言,虽有“九连增”,但当前主要农产品总量基本平衡、结构矛盾突出,由于农民工进城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供给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

   (一)旧农业及其行政模式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方面是粮食产品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是需求增长的过快。由经合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共同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称,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未来10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主要粮食作物仍可以保持自给自足。

  
中国的谷物种植“旧农业”在改革期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主要处于行政管理下的经济。今天,它运作于一个由国家制定的长期战略下,由国家设定诸多粮食“主产区”及其生产指标的“规划”,借此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国家近年来的“多予少取”政策下,中国于2006年完全取消了农业税,并设定了多种补贴,包括给予种粮户按亩的补贴,以及购买各种现代农资投入(如机械和良种)的补贴。此外,中央政府从2005年开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每年给予粮食(以及油、猪)生产大县“奖励补助”,在2010年给予了将近1000个县共210亿元的奖励补助,翌年增加到225亿元(亦即平均每个县获得超过2000万元的补助)。(“2011年国家支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2011:第7节)

不过,未来10年,农业生产每年增长1.7%,消费每年增长1.9%,也就意味着农业领域存在一个不断扩大但适中的缺口。土地和水资源问题是制约农业产量最为主要的因素。

  
毋庸说,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设置了一个庞大的征收、加工、储藏和销售粮食的机构体系,主要是粮管所和供销社。在主产区里种植粮食的小农,一般在收割之后只需把粮食运送到粮管所(或以微薄的代价托粮贩代运)便基本了事,之后由国家的机构来加工、储藏和销售。这和新农业的小农必需自己负责加工、运输和销售十分不同(下面再详细讨论)。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第三大可耕作土地面积,但是人均可耕作面积低于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只是OECD国家的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更有进者,国家另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稳定粮价,设定最低价格(到了此价格国家便会收购),并大规模储藏粮食(以及棉花和猪肉),在最近十多年,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建造了足可容纳一亿吨(约相当于粮食年总产量的六分之一)的新型粮仓。①②(《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2015-2020年)》,2015:第1章第1节)。这一切和价格经常激烈波动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十分不同(下面还要讨论)。国家对粮食的特别重视可以从国家把粮食生产置于“省长负责制”下反映出来(中央一号文件,2014)。

近年来,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耕地面积仍在持续减少。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全国耕地面积从1997年的1.289亿公顷减少到2008年的1.217亿公顷,减少了6.2%。

  
此外,国家自始便特别强调要扶持和补贴成规模的粮食农场,认为它们是带动粮食生产发展的关键。2006年的“一号文件”便已特别突出要发展“龙头企业”和粮食生产的“示范区”,之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一再强调此点。(中央一号文件,2006—2016)之后,尤其是在2013年,更在龙头企业之外,添加了所谓的“专业大户”、成规模的[一般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成规模的“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生产经营主体”(中央一号文件,2013)。那样的成规模的农场被认定为国家发展粮食生产政策的示范实体,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所有粮食生产农场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下面再详细讨论)。

陈锡文曾表示,如果粮食全部自给,需要再增加6亿多亩的土地,中国若要自己保障粮食,需要有30亿亩以上的土地,现在大约有20%的缺口。

   (二)成绩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粮食安全的定位面临严酷现实,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80%,只能满足国内90%谷物、油料等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其余的10%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从战略上看,今后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

  
以上的一系列行政措施把粮食种植从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年,在农业税费的重负下成为一种收获无几、不具有吸引力的局面扭转了过来,成为可以获得一定收益(如今净收入已达到每亩500元到1000元)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补贴和维持最低价的行政措施。

5月25日,在2013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即使今年粮食总产十连增,粮食线性增长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内涵。“从立足国内来讲,还是要保证口粮主食的供应。全球供应,主要是指非口粮农产品,应该建立全球供应网络,也就是该放的放,义无反顾,不需要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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